早在1840年战争爆发之前,中国与西方势力的接触已经有了上百年的历史。初生的资本主义从诞生开始,就进行疯狂的殖民扩张,掠夺财富,开辟市场。英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一个资本主义强国,它企图以一般商品打开中国的大门却未获成功,于是地发展起毒害中国人民的贸易,以牟取暴利。
在17世纪30-40年代,中英两国内部都发生着重大的政治变化。1644年,清军乘明末农民起义之机进入关内,明王朝灭亡,清王朝建立;英国则从17世纪30年代开始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逐步确立。18世纪,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机械化生产推广普及,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机器化大生产的迅速发展,极大地刺激了英国商人对产品营销售卖市场、原材料产地的扩张欲望。
在英国对东方的殖民扩张中,英属东印度公司扮演了重要角色。英王授予该公司特许状,允许它有对东方贸易的垄断权。东印度公司自成立之初,便担负起英国向东方进行殖民侵略的重要任务,它除了具有对东方世界的贸易垄断权之外,还有许多获得英王允准或国会批准的代表国家的权利,如宣战媾和权、建立海陆军权、管理殖民地权、设立法庭权等。
为了开拓中国市场,东印度公司建议英国政府派遣使团访华,与清政府进行交涉,以期解除英国商品进入中国市场的障碍。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英王任命马戛尔尼为特使,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使团队伍,带着国书和礼品,以祝寿之名访华。英国希望可以通过这次访问,“增进与中国的来往,以便导致在整个帝国范围内销售祖国及我们印度领地的产品,除有助于繁荣外,还能从售货中获取供应欧洲的回程投资的资源。”马戛尔尼使团财政资助主要由东印度公司提供,于1793年6月20日,驶抵中国广东海面。
见英国人从万里之遥前来为自己祝寿,乾隆帝十分高兴,嘱沿海各地对“英吉利贡使”妥为照料。7月25日,英国使团驶抵大沽口附近。天津方面,长芦盐政徵瑞已事先奉旨负责接待。在乾隆皇帝心中,只有藩国贡使的观念,自然不会把马戛尔尼视为外交使臣。他就接待规格对直隶总督梁肯堂和徵瑞作出明确指示:“此次英吉利贡使到后,一切款待,固不可踵事增华,但该贡使航海远来,初次观光上国,非缅甸、安南等处频年入贡者可比。梁肯堂、徵瑞务宜妥为照料,不可过于简略,致为远人所轻。”
应该说,乾隆皇帝作为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除了不能超越时代,以平等观念对待英国和使臣外,他对接待、照料来使的关注和安排还是妥当的。徵瑞等人遵乾隆帝谕旨,要求马戛尔尼等人遵奉中国礼节,演习跪叩之礼,遭到拒绝。马戛尔尼就礼仪问题提出要求:“今觐见礼节,敝使拟用觐见敝国皇帝之成礼。若贵国必欲改用中国礼节,亦未尝不可。但须请贵国派一大臣,职位与敝使相若者,至馆舍中吾英皇帝皇后两陛下肖像前行一觐见中国皇帝之礼,则敝使无不如命。”
觐见礼节问题,从表面上来看,只是一个关于外使谒见仪式的争执,其实质则反映了清封建王朝根深蒂固的“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尊卑观念和来自西方世界的不同文化观念的冲突,在某些特定的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王朝传统的“上国”观念与西方近代国家观念之间的冲突。乾隆皇帝对英使的态度,大为光火。徵瑞等人连日劝英使团人等遵从中国礼制,马戛尔尼则始终表示要按觐见英王礼节觐见乾隆帝,即“屈一膝引手伸嘴,握皇帝陛下之手而亲之”。后几经协商,清廷同意由其屈一膝,但免去吻手之仪。9月14日,英使团马戛尔尼一行觐见乾隆帝,向乾隆帝呈国书,互赠礼品。
英使离后,英国国书被译成中文,主要提出三点要求:(1)两国互通有无,增进贸易;(2)英国要求派遣使臣常驻中国;(3)要求保护英人。乾隆帝看了国书后,方才明了英使来华真意在于扩大通商,为自己祝寿只是个幌子。为此,军机处当即致信徵瑞,令他敦促英使团早日回国。马戛尔尼一行本意想在中国多作逗留,甚至要求自己作为英王代表久驻北京。但是清当局既已明了来使目的,与自己长期奉行的尽可能的避免扩大中外接触的政策相抵触,乃严促英使一行尽早离开中国。
马戛尔尼此次中国一行,在使团预定的外交使命方面,即争取解除英商在中国贸易的限制,扩大英国与中国的贸易规模,甚至派使臣长驻及商品入口免减税等,皆以其与清政府长期奉行的国策相矛盾而毫无建树。不过,马戛尔尼一行在中国前后逗留了5个多月,离京之后,沿运河,南北纵贯中国内地。使团每到一处,笔录图绘,对中国的山川地理、自然资源、民情风俗、政治经济、军事海防等实情,多有搜集,成为英当局了解中国的重要情报。而且,他们通过与中国各级官员的接触与所见,探悉清王朝武备废弛、吏制腐化的真相,也为后来英国殖民者公然向东方世界第一大国挑起侵略战争埋下了伏笔。乾隆帝当初提出的避免“为远人所轻”的意图,反而落空了。
1815年(嘉庆二十年),英国再次选派阿美士德作为大使访华。要求他争取从清政府当局获得:公司的权利应有明确和详细的规定;保证不断地进行贸易,保护英商投资财产;中国官吏不得闯入公司商馆,准许雇用中国仆役;商馆人员与北京有关衙门直接通讯,取得以汉文书写全部书信与文件递交当地政府的权利。阿美士德一行于1816年7月至天津口外,中英双方就觐见礼节问题再起争端。结果,阿美士德一行被嘉庆帝一怒之下逐离北京,其外交使命也成泡影。
英国当局三番两次地遣使出兵,目的是为了扩大同中国的商业贸易。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它的这个目的始终没有办法实现。进入19世纪后,清王朝虽然开始从巅峰下滑,日益走向衰败,但当时英国同中国进行贸易的产品,如机制棉布、羽纱及一些金属制品等,因为价格过高,始终无法打开中国销路。同时中国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商品贸易的依赖性并不大,也构成了对英国商品进入中国的巨大阻力。而中国的特产,如丝、茶、漆器、瓷器等,由于品质优良,反被西方所欢迎。
在当时,英国的机器纺织技术非常先进,但其棉纺织品在中国市场上并不受欢迎,反倒是中国生产的土布,成为东印度公司从中国输出的大宗商品。英国棉纺织品对中国的出口远远不及其自中国进口的土布,中英双方在棉纺织品上的贸易,英国始终处于入超的地位。茶叶在中国对英贸易输出中,也占着极大的比重。自18世纪后半叶以来,茶叶日益成为英国民众所普遍欢迎的饮品。中国的茶叶,不仅给东印度公司带来了巨大利润,也使英国从中获得了巨额税收,“从中国来的茶叶提供了英国国库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和东印度公司的全部利润”。但是,也由此造成了中英之间贸易的巨大逆差。英商在经销中国商品的过程中,为了取得平衡,必须运来大批的白银予以填补。
这种贸易状况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扩展的需求是对立的。英国政府希望通过外交途径扩大对华贸易的目的没办法实现,东印度公司又无法从英国运来能够受到中国人欢迎的商品,而中国茶叶、土布等又成为英国国内的必需品和英国国家、东印度公司的重要利源之所在,英国急切地希望改变这种长期存在的对华贸易入超情况。于是,以东印度公司为代表的英国商人开始暴露出殖民主义者的嘴脸,公然向中国大量输入,对中国进行可耻的贸易。
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果实的汁液提炼制成的。罂粟约于唐代传入中国,因其有镇静安神、止泻止痛作用,一直被作为药材使用。18世纪前期,主要由葡萄牙商人运进澳门,然后向内地转卖,不过当时的输入量并不大。由于当时被当做药品进口,所以与其他货物一样缴纳关税,公开买卖。17世纪,吸食的方法由南洋传入中国,此法较传统的吞服或煎饮更易使人上瘾,对人体造成危害更大,且凡染上毒瘾者,再难自制,往往不惜为此倾家荡产,从而构成对社会正常秩序的严重威胁。因此,自1729年(雍正七年)开始,清政府即明令禁止吸食。到1796年(嘉庆元年),清廷更下诏停止征税,严禁输入,贸易已成为非法。
英国殖民者从18世纪初期即开始向中国贩卖。1757年,东印度公司占领孟加拉,随后又取得了对印度著名产区的统治,虽然中国政府早就明令禁止贸易,但东印度公司却从这种可耻的毒品贸易中看到了谋取巨额利润的良机。1773年,东印度公司确立专卖政策,垄断对外贸易。到1797年,它又垄断了制造权,强迫印度农民种植罂粟,使罂粟的种植培养面积迅速扩大。东印度公司在垄断贸易后,便开始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走私:由它负责收购和制造,然后批发给投机商人,再由他们转售于走私商人,贩入中国境内进行销售。由于吸食极易上瘾,传播迅速,英国殖民者对中国的输入规模也慢慢变得大。
英国殖民主义者从贸易中获得了极高的利润,很快改变了英国对华贸易长期入超的地位,而且他们以对华非法贸易为中间环节,用贩卖所获的超额利润,换取中国的茶叶等输入英国本土,谋取另一份超额利润;同时,他们又利用印度农民种植的收入,使英国工业品在印度市场上增加销路。这就形成了英(棉纺织品)——印()——中(茶、丝)的三角贸易格局,而在这种贸易格局中的任一环节上,英国殖民者都能从中获得超额利润。
虽然毒品走私这一肮脏的贸易遭到舆论的严正谴责,但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顽固坚持走私政策,英国烟贩对华走私活动愈发猖狂。当中国政府对采取严禁政策后,英国商人便以武装走私的方式来推进贸易。贸易给英国殖民者带来了超额的利润,给中国却带来了极大的灾害。烟毒在中国大地上泛滥,不仅给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造成巨大的危害,也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消耗,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返回搜狐,查看更加多